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房子在哪里？螺蛳与滇池区域的先民生活有何关联？始皇西巡的祭祀场所是什么样的？近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河北尚义四台遗址、云南晋宁古城村遗址、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遗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五项重要考古成果。这些重要成果展现了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历史成就，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例证。

　　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尚义县，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四台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考古发现房址40余座，出土了陶、石、骨、贝类遗物800余件，可以区分为年代不同的5组文化遗存。其中，第一、第二组遗存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赵战护介绍，第一组文化遗存年代距今10400年至10000年，发现6座近方形半地穴房址，出土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骨角器以及动物骨骼等，陶器有筒形罐、板状器等，器表戳印圆圈纹或压印折线纹、网格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认为，这6座房子是可证的迄今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房子。

　　距今9200至9000年的第二组文化遗存，也发现了4座近方形半地穴房址，呈现出与第一组连续发展的特征。考古所见成组房址，实证了北方地区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现，展现出人类生存方式从旧石器时代的流动性栖居，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定居的发展转变。

　　古城村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是一处商周时期的大型湖滨贝丘遗址，距今3600至2500年。古城村遗址面积约4.2万平方米，现存的贝丘堆积最厚处达6.5米，由大量尾部被敲破的螺蛳壳与灰土层交替堆叠形成。

　　古城村遗址的螺蛳壳堆积以及大量独具贝丘遗址特色的遗迹遗物的发现，再现了湖滨古代先民“泛舟滇池，捞螺捕鱼”的文化景观。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周然朝分析，堆积的贝类主要来自滇池的螺蛳，古人食用螺蛳后丢弃的螺蛳壳与灰土层交替堆叠。螺蛳除了食用以外，还被用作建筑材料。考古人员在发掘中发现，大量的碎螺可与灰土混合形成居住面或路面。

　　周然朝表示，古城村遗址是探索滇文化来源的重要线索。未来，将继续开展主动性发掘和多学科研究，探索遗址后续保护、展示及活化利用。

　　四角坪遗址位于甘肃省陇南市礼县，是一处秦代大型建筑遗址。四角坪遗址坐落于县城东北四格子山顶部，海拔1867米，原有山顶被削平，形成面积约2.8万平方米的山顶平台。

　　四角坪遗址建筑群层级分明、秩序井然，以大型夯土台为核心、整体呈明显的中心对称格局。已发掘部分主要由中部方形夯土台基、土台四边正对的四组附属建筑以及四角曲尺形附属建筑组成，各方向对应位置的建筑，平面及柱网布局一致。四角坪遗址出土遗物主要以建筑用材为主，包括云纹瓦当、绳纹瓦件、回纹地砖、空心砖、陶水管等。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侯红伟表示，根据出土建筑材料的特征和制作工艺，结合历史背景判断，四角坪遗址应该是秦统一后即秦帝国时期的遗存。

　　“秦始皇在东巡之前曾在统一全国次年进行过一次西巡，此次发现的大型礼制建筑群很可能就是为始皇帝西巡准备的祭祀场所。”侯红伟说，四角坪遗址是国内目前仅见的秦帝国时期代表国家意志的礼制性建筑群，对研究中国早期祭祀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苏峪口瓷窑遗址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为一处西夏时期精细白瓷手工业生产遗址。苏峪口瓷窑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现窑炉13处，外围的山坡上还发现了开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与燃料的矿坑。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柴平平介绍，此次考古工作发掘了一、二号（Y1、Y2）两座窑炉。Y1与Y2为马蹄形半倒焰馒头窑，用条石垒砌，由火膛、窑室、烟囱和两侧挡墙等组成。作坊遗迹两窑炉共用，以煤为燃料，有储泥池、辘轳坑、釉料缸、存贮间等。窑具以直筒型瓷质匣钵为主。烧制时均用匣钵正烧，匣钵之间用釉封口。瓷器产品主要为精细白瓷，以碗、盘、盏、碟等日用器为主，另有花口瓶、执壶等大型器物及建筑材料等。胎白细腻，釉色温润，白中微泛青，玻璃质感和透光性强。根据出土器物判断，Y1与Y2为西夏时期窑炉，始烧于西夏早期偏晚。遗址内发现了多件“官”字款匣钵，据推断为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具有西夏“官窑”的性质。

　　苏峪口瓷窑遗址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揭示了一个全新的窑业类型，填补了西北地区精细白瓷烧造空白，复杂的窑业面貌也反映了两宋与西夏经济、文化交往交流的历史。

　　辽上京是辽代五京中营建最早、地位最为重要的都城。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总面积约5平方千米。考古发掘的一号建筑基址位于皇城南门大街西侧的一处院落中，坐北朝南，是该院落中央的主殿。

　　“这是我们首次在辽上京皇城内确认辽代始建的大型南向建筑，对认识辽上京城址布局在辽、金两代的沿革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盈说。专家认为，契丹王朝一方面固守“坐西朝东”的传统，另一方面也遵从了中原传统做出协调。

　　考古发掘证实，该建筑在辽金两代经历过3次大规模营建：在辽代始建时殿身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前出月台；辽代的改建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营建，殿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前、后均出月台；至金代改建后，建筑规模略有缩小，殿身面阔七间、进深四间，殿内中央设坛安置塑像。

　　一号建筑基址是辽上京皇城南部区域内规模最大的建筑基址，推断应为都城内极为重要的皇家建置，同时，也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生动体现。